孟喜之一：引子
孟喜，西汉东海兰陵人，字长卿， 生卒年不详。孟卿之子。
说起这个孟喜，应该说是中国易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是他在正统的儒家易学外首倡卦气之说，是他首先以阴阳灾变说《易》，又是他首开中国易学象数派的先河，他是一位叛离儒家师门、敢于接受异端邪说的易学家。正因为如此，起初汉举博士，“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讫于宣帝时，孟氏易才列于学官，与施仇、梁丘贺并称汉初三大家，“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可以说，后世背离孔子的解《易》的传统，专明卦气占验，以《易》兼河洛图纬风角七政 ，而使《易》侪於谶讳之途，使《周易》沦为专为术数占验之书，孟喜确实是始作俑者。
中国的《易》学的发端，源于原始初民的观天查地，以八卦通神明，类万物，辨吉凶。初民的神话宇宙观是原始的、神秘的、同时也是素朴的。而反映到古代的占筮术而言，也是一个观念由简到繁，形式上由繁到简的过程。简单的说，在原始神话宇宙论的思想下，“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龟以象示，筮以数告”（杜预注）。而八卦正是古人对宇宙万物的概括，通神的象征物，原始的八卦符号来源于原始筮数的推论，近年来得到了一些考古材料的证明。就《周易》本身而言，初始就是一本关于“卜筮”的说明书，而古代巫史不分，基于“卦出于筮”的推论，古之巫史逐年总结占筮活动的大量记录，经过筛选整理，写成《易》。
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是一个重大转折.孔子之前的易学，谓之《易》之"古义"，这些“古义”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的卜筮之旨，汉代的费氏易“古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从《易》之"古义"出发，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由"明数"而"达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开拓出研《易》新理路,创造出易学新理境,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将《易》之"古义"发展为《易》之"新义”这就是由孔子一直到施雠代代相承的儒家正统“师法”，或有人称“义理派”。
而京孟易学，背离师法，对于孔子之《易》来讲是一个反动。他们视《 周易》为纯粹卜筮之书，讲阴阳灾变，创占筮体例，推占候之术，有八宫卦说、纳甲说、五行说 、卦气说等，《易》家世应、飞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之法皆以京氏爲本，而起于孟喜。可以说，汉代的象数派比《易》之“古义”来得更完备，更繁复，更诡异。
所以说，孟喜这个人以及其易学的探讨，极其复杂，这里主要涉及到《易》之本身的流变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念的流变问题；涉及到经学的流变问题；涉及到汉代的今文和古文之争的问题；涉及到儒家的道统传承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今之易学的问题等等。
8、孟喜之二——生平
孟喜，生于汉昭、宣帝之时，应在公元前90年前后，字长卿。东海兰陵人。其父孟卿善治《礼》、《春秋》，后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
先说说孟喜的籍贯，东海兰陵，大多数现代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提到一首唐诗，大家也可能知道，李白有诗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对，就是这个兰陵。春秋时，鲁国于此设室邑，战国时，楚国始设立兰陵县，北宋始置兰陵镇，属丞县。即山东苍山县兰陵镇至今。兰陵产美酒，除了李白的诗外，却有实物为证，1995年秋，在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墓，兰陵美酒在沉埋2148年后被发掘出土，酒置于墓室庖厨间，陶制球开缸内。泥封上印有“兰陵贡酒”、“兰陵丞印”、“兰陵之印”戳记，保存完整无缺。打开封泥后，酒香四溢。
兰陵除了有好酒，还有大儒。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况，人称荀卿或荀子。公元前255年，荀子应楚相春申君所邀两任兰陵令近二十年，后居于兰陵著书立说，死后葬于兰陵。这个荀子非常有意思，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宗师。至齐襄王時代“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关于荀子的师承，并无确切的记载。荀子自己十分尊崇仲尼、子弓，以仲尼、子弓之义的传人自任。他自认为是儒家，却猛烈抨击思孟学派，教出两位著名的法家弟子，李斯和韩非。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徒弟，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就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荀子学于齐、游于秦、客于赵、仕于楚，综贯百家、融铸为一，“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因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郭沫若先生指出：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集百家之成，融汇贯通百家之学，堪称杂家之祖。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由重视主体自觉而走上了内圣之路；荀子别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由重视客观约束而迈上了外王之道。荀子建构起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体、综合诸子百家的荀学体系。荀子葬在兰陵，汉代学者刘向曾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也。”在兰陵的儒学传承上，荀子实开风气之先。孟卿一族就在这个被荀子学说深深浸透的地方。
孟卿治《礼》和《春秋》。汉代经师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从《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来看，其传授最早可以追溯到胡毋生与董仲舒。《汉书·儒林传》的记载："汉兴......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而汉初的儒学，分为齐学、鲁学两大支派，齐学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在一起，而鲁学则继承了先秦儒学中重人事、重礼乐制度的传统。马宗霍氏说："大抵齐学尚恢奇，鲁学多迂谨；齐学喜言天人之理，鲁学颇守典章之遗。"两者泾渭分明，本不相混。
《汉书·儒林传》记载：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
从班固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一是董仲舒与胡母生同治《春秋》，同为汉景帝的博士，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看来并没有那种同行相嫉的毛病。二人的《春秋》学，可能也多相通之处。
二是董仲舒的弟子当中，最得真传的可能就是赢公了，赢公的重要弟子有两个，一个是孟卿，一个是眭弘。
这个孟卿就是孟喜的爸爸。孟卿又传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而孟卿的师爷董仲舒，不愧是与时俱进的大师，董对《春秋》学进行神学化的改造。这种改造大致可分为两端：
一是把阴阳五行学说引入《春秋》经义的阐释，
二是以《春秋》说灾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孟喜出生在百家融会而营于卜祝的兰陵，又有善言阴阳五行和灾异的家学渊源。知道这些，我们就很好理解汉书上记载的孟喜的一些事了，看看汉书上怎么说：
“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说他喜欢自吹自擂，又宣称得到秘传的《易》家关于阴阳灾变的书。这个阴阳灾变书的说法，简直和董仲舒改造《春秋》的路子如出一辙，恐怕不是什么老师所传，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东西。只是对外诈称而已。接着看他诈称什么，史籍有载：
“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这里说孟喜对外宣称，老师田王孙临死时，忱在孟喜的膝上，把阴阳灾变的书独传给他孟喜，大家都以此夸耀他。但是这可惹恼了一个人，就是他同门的师兄弟梁丘贺，他出来辟谣说：老师死在施雠的怀中，那时孟喜回了兰陵，哪有传书的事呢？
从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玩味：一是孟喜为什么要诈称阴阳灾变书得自老师？二是做为唯一的当事人施雠却未发一语。仔细分析起来，以阴阳灾变解《易》，背离师法，离经叛道，世所不容，孟喜这是在为其找合法来源。而施雠不发一语，沉默就意味着认可梁丘贺的揭发。
所以“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不用他就对了，当时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
8、孟喜之三——四时，五方、五行、阴阳
探讨孟喜的卦气说之前，先说说中国哲学一些基本的概念。限于篇幅，总而言之。
现代人讨论国学，无论儒、墨、道、法等，总离不开四时五方、阴阳五行。至于到了易学，更成了四时五方、阴阳五行的渊薮，简直到了离开这四个词就不会说话的地步。而且世人说易，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从夏禹到王夫之，往往搅在一块说，仿佛这些概念和说法天生地成，所谓老子一生出来，就是白胡子，完全不考虑这些概念和说法的流变和各个时期所具有的专门含义。这样下来，无非两个结果，一是食古不化，奉古训为神明，殊不知古人也在不断的否定和发展。二是以今薄古，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要求古人，抛弃历史，全盘否定，结果失去本源，失去自我，何谈未来。
关于中国古代的四时、四方、五方、五行、阴阳的概念和理论，概括来讲，是从形而下的材料发展到形而上的理论，是从通过观星象、别气候以指导道农业生产到躲避灾异以探讨天地大道。如果把这几个概念的形成排一个顺序的话，大概如下：
四时→四方→五行→五方→阴阳
1、四时
《庄子?知北游》说：“ 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懵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这里的阴阳与四时都是哲学范畴的概念，是宇宙根本规律，所谓道的体现者。
但历史地看，上古初民的想法，可能不会像庄子想的这么复杂，他们感受的恐怕主要是时间的节律，日出日没，寒来暑往，草木荣枯，冬去春来。早期，科学不发达，先民朴素地用风来确定季节，如甲骨文关于四方风的刻辞就体现了商代用不同类型的风来确定四季的思想。以后逐渐发展成以星象的观测来确定四季，如《山海经?大荒经》中司日月长短、止日月；《尧典》中表现出用四仲星确定四季；《大戴礼记?夏小正》用北斗星加上其他的星象(“鞠则见”，鞠是一种星)一起来标志四季。确定四季最终目的在于农业生产，所以物候以及应时的政令就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先民谈四时，决不会像现代人脑子里都是所谓“文化”，他们是实用，是为了吃饭。
从商代到西汉中期，有关四季的文献就形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系统。其在思想观念上不断发展，一脉相承。四季概念首先是先民的一种自然观，在商及商以前，人们谈宇宙的规律，多言“帝”，在孔子以前，周人谈宇宙的规律，多言“天”，孔夫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到孔子以后，人们谈宇宙的规律时，“四时有度”，已经成为是天地根本规则的标志之一了。
2、五方
从四方风刻辞的存在， 四方观念到商代后期已经很明确了。初民由日出日落，粗浅的认识东西两个方向，而在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认识。北出现的最晚。
进入西周以后，周人在殷人四方帝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王中央帝，成了五帝，《尚书.尧典》中，周人将太阳神羲和请到中央，其人为改造神话的痕迹非常明显。
到了《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女性的羲和进一步演化为男性中央帝——黄帝，太昊（伏羲）为东方天帝、炎帝为南方天帝、黄帝为中央天帝、少昊为西方天帝、颛顼为北方天帝，分别配对春、夏、秋、冬（黄帝为中央天帝，总揽四季，故不配对某一具体季节）四季。
四方与四时的结合，起源甚早，从可以看到的材料可追溯到商代，但五方与四季系统观念的形成，则是战国后期了。
3、五行
在春夏秋冬的季节时序和东西南北中的方位等宇宙观念逐渐完善后，战国人，将五行、五方、五色、五时（土为季夏）、五帝等结合起来，编制出一个以“五”为基数的宇宙概念体系。
最早出现五行的文献是《尚书?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所为何指，渺茫难征。《尚书?洪范》中出现了：“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而这里的说法，还只是五行唯象的感性物质，并无后世相生相克，流动转化的含义。
五行生克，构成万物根源的意识在春秋时期形成。《左传》文公七年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是按相克顺序排列的。最先记载五行与神灵崇拜结合是《左传》，昭公29年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日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日蓐收，水正日玄冥。土正日后土。”可以说五行在春秋晚期开始与神灵崇拜大量结合起来，至战国则普遍出现。
战国中期阴阳与五行合流，出现了专门以阴阳五行为研究对象的阴阳家。他们多活动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作品的汇编《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已》是阴阳家的早期著述。它已经将阴阳五行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四时教令体系。阴阳五行学说对秦以后的官方和民间宗教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开了秦汉政治神学的先河，但他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原始的五行说的面貌。
4、阴阳
与四季相比，阴阳、五行是后来才有的，虽然在周代的文献中阴阳、五行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具有广泛适用范围、并成为可以取代其他概念来说明宇宙根本规律的哲学范畴，确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
从阴阳观念的起源上看，它与四季观念系统血脉相连。阴、阳的本意是太阳照得到与照不到的地方与状态，在气象学意义上为阳光普照与阴云密布。当人们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询自然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于是尝试用根本性的哲学范畴—— 阴阳来解释、统一自然事物及其规则。“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的“阴阳生四时”是古人从逻辑的角度，来讨论宇宙的规律。但从认识论的角度，先民确实先有四时的观念，并从中总结和引申出阴阳概念。
综上所述，武占江在其《四时与阴阳五行》一文中说：“诸子产生之前的思想，人们讨论的是帝和天，关于帝、天的思想、哲学方面的含义主要讨论它的宗教超越性、社会性方面的含义，而对于自然观方面的内涵则不予深究。”“四时观念系统在前诸子时期是地面上的大河，诸子时期则是地下的潜流，虽然表面上被别的范畴、概念所代替，实际上仍然极大地左右着整个思想长河的方向。“天人和谐”观念直接肇端于此，这是诸子时期的一项基本思想，为各派共同分有，道家是最突出者。黄老刑德思想则是要直接由“四时阴阳”来论证，阴阳家则是在孕育在《月令》观念系统母体上的一个怪胎。”
而战国至汉代的易学，正是借鉴了先秦诸子对宇宙的思考的结论，与八卦相结合，完成易学神学化的过程，最后衍生出谶纬等迷信的产物。汉代经董仲舒开始，神学化的汉代经学，在两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们也是对诸子争鸣时代形成的人文理性传统的背叛，但其阴阳五行的巫术性质终归不能解决安身立命等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其在东汉就走向衰落，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8、孟喜之四——易学卦气说
孟喜开风气之先，创立了易学卦气说，以历法为天道的准则，用周易的卦象来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 “卦气”说是两汉易学的重要内容,“卦气”说中“卦”是指六十四卦,“气”是指天地间阴阳二气的运行及其所形成的四季节气。“卦气”说是卦和历法相结合的产物,表现为六十四卦和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候的相配。“卦气”说的内容包括八卦“卦气”说、十二消息说、四正卦说和六日七分说等等。
有学者考证说，卦气说渊源已久，以阴阳说易亦是从战国传习而来，甚至有人从子思的《中庸》《大学》里也看出了“卦气”的端倪，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周易八卦与阴阳理论和天文历法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把他们系统的、全面的杂糅在一起，并提出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的，确是孟喜。后经焦氏、京氏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以占验为主要内容的庞大的象数思想体系。
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而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皮锡瑞语）， 从孟喜开始，到京房的易学的完成，他们吸收了战国以来天人哲学的成果和天文历法发展成果，建立了以推天道，明人事的象数筮占体系。从而也改变了中国易学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可以说，两汉易学，自孟喜始，《易》就变成人学与神学交织，训释与经文互参的格局，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孟喜，西汉东海兰陵人，字长卿， 生卒年不详。孟卿之子。
说起这个孟喜，应该说是中国易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是他在正统的儒家易学外首倡卦气之说，是他首先以阴阳灾变说《易》，又是他首开中国易学象数派的先河，他是一位叛离儒家师门、敢于接受异端邪说的易学家。正因为如此，起初汉举博士，“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讫于宣帝时，孟氏易才列于学官，与施仇、梁丘贺并称汉初三大家，“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可以说，后世背离孔子的解《易》的传统，专明卦气占验，以《易》兼河洛图纬风角七政 ，而使《易》侪於谶讳之途，使《周易》沦为专为术数占验之书，孟喜确实是始作俑者。
中国的《易》学的发端，源于原始初民的观天查地，以八卦通神明，类万物，辨吉凶。初民的神话宇宙观是原始的、神秘的、同时也是素朴的。而反映到古代的占筮术而言，也是一个观念由简到繁，形式上由繁到简的过程。简单的说，在原始神话宇宙论的思想下，“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龟以象示，筮以数告”（杜预注）。而八卦正是古人对宇宙万物的概括，通神的象征物，原始的八卦符号来源于原始筮数的推论，近年来得到了一些考古材料的证明。就《周易》本身而言，初始就是一本关于“卜筮”的说明书，而古代巫史不分，基于“卦出于筮”的推论，古之巫史逐年总结占筮活动的大量记录，经过筛选整理，写成《易》。
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是一个重大转折.孔子之前的易学，谓之《易》之"古义"，这些“古义”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的卜筮之旨，汉代的费氏易“古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从《易》之"古义"出发，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由"明数"而"达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开拓出研《易》新理路,创造出易学新理境,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将《易》之"古义"发展为《易》之"新义”这就是由孔子一直到施雠代代相承的儒家正统“师法”，或有人称“义理派”。
而京孟易学，背离师法，对于孔子之《易》来讲是一个反动。他们视《 周易》为纯粹卜筮之书，讲阴阳灾变，创占筮体例，推占候之术，有八宫卦说、纳甲说、五行说 、卦气说等，《易》家世应、飞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之法皆以京氏爲本，而起于孟喜。可以说，汉代的象数派比《易》之“古义”来得更完备，更繁复，更诡异。
所以说，孟喜这个人以及其易学的探讨，极其复杂，这里主要涉及到《易》之本身的流变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念的流变问题；涉及到经学的流变问题；涉及到汉代的今文和古文之争的问题；涉及到儒家的道统传承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今之易学的问题等等。
8、孟喜之二——生平
孟喜，生于汉昭、宣帝之时，应在公元前90年前后，字长卿。东海兰陵人。其父孟卿善治《礼》、《春秋》，后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
先说说孟喜的籍贯，东海兰陵，大多数现代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提到一首唐诗，大家也可能知道，李白有诗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对，就是这个兰陵。春秋时，鲁国于此设室邑，战国时，楚国始设立兰陵县，北宋始置兰陵镇，属丞县。即山东苍山县兰陵镇至今。兰陵产美酒，除了李白的诗外，却有实物为证，1995年秋，在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墓，兰陵美酒在沉埋2148年后被发掘出土，酒置于墓室庖厨间，陶制球开缸内。泥封上印有“兰陵贡酒”、“兰陵丞印”、“兰陵之印”戳记，保存完整无缺。打开封泥后，酒香四溢。
兰陵除了有好酒，还有大儒。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况，人称荀卿或荀子。公元前255年，荀子应楚相春申君所邀两任兰陵令近二十年，后居于兰陵著书立说，死后葬于兰陵。这个荀子非常有意思，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宗师。至齐襄王時代“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关于荀子的师承，并无确切的记载。荀子自己十分尊崇仲尼、子弓，以仲尼、子弓之义的传人自任。他自认为是儒家，却猛烈抨击思孟学派，教出两位著名的法家弟子，李斯和韩非。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徒弟，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就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荀子学于齐、游于秦、客于赵、仕于楚，综贯百家、融铸为一，“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因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郭沫若先生指出：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集百家之成，融汇贯通百家之学，堪称杂家之祖。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由重视主体自觉而走上了内圣之路；荀子别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由重视客观约束而迈上了外王之道。荀子建构起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体、综合诸子百家的荀学体系。荀子葬在兰陵，汉代学者刘向曾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也。”在兰陵的儒学传承上，荀子实开风气之先。孟卿一族就在这个被荀子学说深深浸透的地方。
孟卿治《礼》和《春秋》。汉代经师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从《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来看，其传授最早可以追溯到胡毋生与董仲舒。《汉书·儒林传》的记载："汉兴......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而汉初的儒学，分为齐学、鲁学两大支派，齐学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在一起，而鲁学则继承了先秦儒学中重人事、重礼乐制度的传统。马宗霍氏说："大抵齐学尚恢奇，鲁学多迂谨；齐学喜言天人之理，鲁学颇守典章之遗。"两者泾渭分明，本不相混。
《汉书·儒林传》记载：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
从班固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一是董仲舒与胡母生同治《春秋》，同为汉景帝的博士，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看来并没有那种同行相嫉的毛病。二人的《春秋》学，可能也多相通之处。
二是董仲舒的弟子当中，最得真传的可能就是赢公了，赢公的重要弟子有两个，一个是孟卿，一个是眭弘。
这个孟卿就是孟喜的爸爸。孟卿又传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而孟卿的师爷董仲舒，不愧是与时俱进的大师，董对《春秋》学进行神学化的改造。这种改造大致可分为两端：
一是把阴阳五行学说引入《春秋》经义的阐释，
二是以《春秋》说灾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孟喜出生在百家融会而营于卜祝的兰陵，又有善言阴阳五行和灾异的家学渊源。知道这些，我们就很好理解汉书上记载的孟喜的一些事了，看看汉书上怎么说：
“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说他喜欢自吹自擂，又宣称得到秘传的《易》家关于阴阳灾变的书。这个阴阳灾变书的说法，简直和董仲舒改造《春秋》的路子如出一辙，恐怕不是什么老师所传，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东西。只是对外诈称而已。接着看他诈称什么，史籍有载：
“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这里说孟喜对外宣称，老师田王孙临死时，忱在孟喜的膝上，把阴阳灾变的书独传给他孟喜，大家都以此夸耀他。但是这可惹恼了一个人，就是他同门的师兄弟梁丘贺，他出来辟谣说：老师死在施雠的怀中，那时孟喜回了兰陵，哪有传书的事呢？
从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玩味：一是孟喜为什么要诈称阴阳灾变书得自老师？二是做为唯一的当事人施雠却未发一语。仔细分析起来，以阴阳灾变解《易》，背离师法，离经叛道，世所不容，孟喜这是在为其找合法来源。而施雠不发一语，沉默就意味着认可梁丘贺的揭发。
所以“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不用他就对了，当时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
8、孟喜之三——四时，五方、五行、阴阳
探讨孟喜的卦气说之前，先说说中国哲学一些基本的概念。限于篇幅，总而言之。
现代人讨论国学，无论儒、墨、道、法等，总离不开四时五方、阴阳五行。至于到了易学，更成了四时五方、阴阳五行的渊薮，简直到了离开这四个词就不会说话的地步。而且世人说易，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从夏禹到王夫之，往往搅在一块说，仿佛这些概念和说法天生地成，所谓老子一生出来，就是白胡子，完全不考虑这些概念和说法的流变和各个时期所具有的专门含义。这样下来，无非两个结果，一是食古不化，奉古训为神明，殊不知古人也在不断的否定和发展。二是以今薄古，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要求古人，抛弃历史，全盘否定，结果失去本源，失去自我，何谈未来。
关于中国古代的四时、四方、五方、五行、阴阳的概念和理论，概括来讲，是从形而下的材料发展到形而上的理论，是从通过观星象、别气候以指导道农业生产到躲避灾异以探讨天地大道。如果把这几个概念的形成排一个顺序的话，大概如下：
四时→四方→五行→五方→阴阳
1、四时
《庄子?知北游》说：“ 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懵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这里的阴阳与四时都是哲学范畴的概念，是宇宙根本规律，所谓道的体现者。
但历史地看，上古初民的想法，可能不会像庄子想的这么复杂，他们感受的恐怕主要是时间的节律，日出日没，寒来暑往，草木荣枯，冬去春来。早期，科学不发达，先民朴素地用风来确定季节，如甲骨文关于四方风的刻辞就体现了商代用不同类型的风来确定四季的思想。以后逐渐发展成以星象的观测来确定四季，如《山海经?大荒经》中司日月长短、止日月；《尧典》中表现出用四仲星确定四季；《大戴礼记?夏小正》用北斗星加上其他的星象(“鞠则见”，鞠是一种星)一起来标志四季。确定四季最终目的在于农业生产，所以物候以及应时的政令就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先民谈四时，决不会像现代人脑子里都是所谓“文化”，他们是实用，是为了吃饭。
从商代到西汉中期，有关四季的文献就形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系统。其在思想观念上不断发展，一脉相承。四季概念首先是先民的一种自然观，在商及商以前，人们谈宇宙的规律，多言“帝”，在孔子以前，周人谈宇宙的规律，多言“天”，孔夫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到孔子以后，人们谈宇宙的规律时，“四时有度”，已经成为是天地根本规则的标志之一了。
2、五方
从四方风刻辞的存在， 四方观念到商代后期已经很明确了。初民由日出日落，粗浅的认识东西两个方向，而在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认识。北出现的最晚。
进入西周以后，周人在殷人四方帝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王中央帝，成了五帝，《尚书.尧典》中，周人将太阳神羲和请到中央，其人为改造神话的痕迹非常明显。
到了《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女性的羲和进一步演化为男性中央帝——黄帝，太昊（伏羲）为东方天帝、炎帝为南方天帝、黄帝为中央天帝、少昊为西方天帝、颛顼为北方天帝，分别配对春、夏、秋、冬（黄帝为中央天帝，总揽四季，故不配对某一具体季节）四季。
四方与四时的结合，起源甚早，从可以看到的材料可追溯到商代，但五方与四季系统观念的形成，则是战国后期了。
3、五行
在春夏秋冬的季节时序和东西南北中的方位等宇宙观念逐渐完善后，战国人，将五行、五方、五色、五时（土为季夏）、五帝等结合起来，编制出一个以“五”为基数的宇宙概念体系。
最早出现五行的文献是《尚书?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所为何指，渺茫难征。《尚书?洪范》中出现了：“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而这里的说法，还只是五行唯象的感性物质，并无后世相生相克，流动转化的含义。
五行生克，构成万物根源的意识在春秋时期形成。《左传》文公七年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是按相克顺序排列的。最先记载五行与神灵崇拜结合是《左传》，昭公29年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日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日蓐收，水正日玄冥。土正日后土。”可以说五行在春秋晚期开始与神灵崇拜大量结合起来，至战国则普遍出现。
战国中期阴阳与五行合流，出现了专门以阴阳五行为研究对象的阴阳家。他们多活动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作品的汇编《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已》是阴阳家的早期著述。它已经将阴阳五行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四时教令体系。阴阳五行学说对秦以后的官方和民间宗教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开了秦汉政治神学的先河，但他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原始的五行说的面貌。
4、阴阳
与四季相比，阴阳、五行是后来才有的，虽然在周代的文献中阴阳、五行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具有广泛适用范围、并成为可以取代其他概念来说明宇宙根本规律的哲学范畴，确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
从阴阳观念的起源上看，它与四季观念系统血脉相连。阴、阳的本意是太阳照得到与照不到的地方与状态，在气象学意义上为阳光普照与阴云密布。当人们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询自然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于是尝试用根本性的哲学范畴—— 阴阳来解释、统一自然事物及其规则。“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的“阴阳生四时”是古人从逻辑的角度，来讨论宇宙的规律。但从认识论的角度，先民确实先有四时的观念，并从中总结和引申出阴阳概念。
综上所述，武占江在其《四时与阴阳五行》一文中说：“诸子产生之前的思想，人们讨论的是帝和天，关于帝、天的思想、哲学方面的含义主要讨论它的宗教超越性、社会性方面的含义，而对于自然观方面的内涵则不予深究。”“四时观念系统在前诸子时期是地面上的大河，诸子时期则是地下的潜流，虽然表面上被别的范畴、概念所代替，实际上仍然极大地左右着整个思想长河的方向。“天人和谐”观念直接肇端于此，这是诸子时期的一项基本思想，为各派共同分有，道家是最突出者。黄老刑德思想则是要直接由“四时阴阳”来论证，阴阳家则是在孕育在《月令》观念系统母体上的一个怪胎。”
而战国至汉代的易学，正是借鉴了先秦诸子对宇宙的思考的结论，与八卦相结合，完成易学神学化的过程，最后衍生出谶纬等迷信的产物。汉代经董仲舒开始，神学化的汉代经学，在两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们也是对诸子争鸣时代形成的人文理性传统的背叛，但其阴阳五行的巫术性质终归不能解决安身立命等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其在东汉就走向衰落，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8、孟喜之四——易学卦气说
孟喜开风气之先，创立了易学卦气说，以历法为天道的准则，用周易的卦象来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 “卦气”说是两汉易学的重要内容,“卦气”说中“卦”是指六十四卦,“气”是指天地间阴阳二气的运行及其所形成的四季节气。“卦气”说是卦和历法相结合的产物,表现为六十四卦和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候的相配。“卦气”说的内容包括八卦“卦气”说、十二消息说、四正卦说和六日七分说等等。
有学者考证说，卦气说渊源已久，以阴阳说易亦是从战国传习而来，甚至有人从子思的《中庸》《大学》里也看出了“卦气”的端倪，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周易八卦与阴阳理论和天文历法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把他们系统的、全面的杂糅在一起，并提出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的，确是孟喜。后经焦氏、京氏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以占验为主要内容的庞大的象数思想体系。
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而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皮锡瑞语）， 从孟喜开始，到京房的易学的完成，他们吸收了战国以来天人哲学的成果和天文历法发展成果，建立了以推天道，明人事的象数筮占体系。从而也改变了中国易学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可以说，两汉易学，自孟喜始，《易》就变成人学与神学交织，训释与经文互参的格局，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易学人物杂谈》
